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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.5.12.wenchuan

我们各自住在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台北,只是因为关心汶川,我们走到了一起…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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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各自住在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台北,只是因为关心汶川,我们走到了一起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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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难、遗忘与不朽zz  

2008-05-20 13:53:29|  分类: 民间声音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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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难、遗忘与不朽
cnbaodao


  那是1935年吧。希腊诗人尼可斯·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國旅行。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
里,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,他和一位中國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,后
者曾是驻法国大使,“讲一口古怪的法语”。

  “您们不害怕吗?”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,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
进入华北,而共產黨也在向北。

  “共產主义年轻。日本年轻。中國是不朽的”,老人微微一笑,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
说,“您知道吗,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,里面集满了寄生虫。许多鸟飞来,落在大象身上
,啄食寄生虫,为大象清理身体。中國是大象。”

  “难道您不怕中國的其他敌人吗?更大的,比方说,鬼,水灾?前几年,长江泛滥,
淹死了3千万人。”

  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,耸一耸肩:“3千万算什么?中國是不朽的。”

  我是在那本《中國纪行》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,它是如此鲜明的印在我的记忆中
(虽然我不相信那3千万的数字,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)。1920年代到1940年代
,中國曾迎来很多著名、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。从罗素、毛姆到W·H·奥登与海明
威,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、画着油彩的戏剧脸谱、园林、屏风、淳朴的农民或许还
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……

 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,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
和绝望,而中國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——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,有的是西
湖边轿夫的微笑。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,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
古老国家的新生,这个国家饱受饥荒、殖民者、内战、自然灾害的侵袭,但是它正准备在
洗礼中获得重生。

  在阅读《红星照耀中國》时,我几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·斯诺最终抵达延安时的喜
悦,沿途他看到了那么多尸体、饥饿与哀嚎的人群、官吏的腐败……中國共產黨则代表着
崭新的生命,能够将这个国家的从混乱与溃烂中解救出来。

 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。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,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
官僚体制;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,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;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
突出性格:忍耐、坚韧也消极、记忆特别短暂、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……所以,当
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國时,他发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,人们害怕乌
鸦、狐狸及特别的日子;人们用喧嚣的音乐、吵闹和吃喝,来庆祝死亡;用沉浸在一个又
一个戏剧,来逃避现实……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她的迟缓、辽阔、人口众多,还有在瓦砾中
欢笑、煮食、生育子女的生命力,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。有时候,仅仅因为更大的灾
难到来,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。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,但日本人到来更为
恐怖,于是两年后,国民黨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……

  二

  卡赞扎斯基的中國已离我远去了,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
中國将近60年。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,中國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。它不能应对农
民起义,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、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。

  在从1899年—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“人肉体相食”的大饥荒中,受灾地方不可
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,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惶出逃——她一开始支持的
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。

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國人——就像沃尔特·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—
—“人们渴望被统治”。这意味着,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、家庭之力,来对抗时代的
震荡。

  1949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,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、研制原子弹、修建水库…
…但是,它制造的灾难甚至不比它带来的建设少。在面对 1959—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,大
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;1976年的唐山地震,我们有强大的解放軍、能调
动各种资源,却因为资讯的不畅、官僚主义的作风、封闭的心态,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
该抵达的高度……

 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。在电视画面上,报纸版面上、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
场景:担架上的死伤者、废墟与瓦砾、大批的解放軍、排队的捐助者,还有忧心忡忡的总
理……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。

  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,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,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
凝土中的一个少年的脸庞。自从5月12日以来,这场地震的震中的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
中,通讯与交通的中断,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。

  三

 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,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。5月12日下午,我坐在北
京的一幢楼房里,经历过短暂的晕眩,事后才知这是地震,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
县。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。

  接着,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。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,被压在废墟中的孩
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,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……而且,一个我去年的旅
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。

 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。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,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
窄的山道向上。山腰之中的石纽村,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。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,除
去大禹,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。但现在,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,羌族的
痕迹基本消失了。

 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、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,我没有太多印象。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
的静谧,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,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。还有山
间的那条河流,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,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,拼凑出一幅神秘图
像。

  而现在,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,而老县城的更多。很多
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,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,除个别
逃生以外,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……

 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。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
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,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。

 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。我甚至开始怀疑,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。我内心出现了一个
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。当事情出现时,作为一名新闻记者,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;而
作为一个中國人,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。甚至偶尔,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
立刻表现出的“众志成城”的决心,或是那种“爱心”。有时候,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
自己的感情、太善于重复那些“政治正确”的话、太容易被自己感动……我记得4个月前的
雪灾,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。但是在悲情之后呢?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、关
爱与责任,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,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,也没有
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。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。

 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、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,中國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。
于是,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。灾难到来了,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,并形
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,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。然后通过这
些态度的表达过程,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“更好的自己”。所有的新闻事件,都有成为娱
乐新闻的倾向。即使,那些严肃的情感,也经常被消解。

 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,人们认为应该“团结一致”,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,而
当灾难结束时,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,很有可能,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,人们又再加
入表态之中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、记忆短暂的年代。《扬子晚报》的那篇评论的标
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: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。但是,我相信,之
后,我们很难再反思。要么,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,关于3月的西藏,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
民族主义,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?

  四

 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?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,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
塌、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,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,汶川却
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……关于整个事件,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,以至于想要批评
都无从下手。

 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?滥情的背后,经常是情感的空洞。但是生
活在这个时代,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、惊恐的面孔,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
前时,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。如果你是个真诚的、如此易被感动的
人,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。在这场地震之前,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
灾难吗?

 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,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,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。现代社
会是复杂的,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,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
,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,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,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,
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。那么,信息的流畅、多种声音的并存,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
式。但我们要承认,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,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
的消退,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,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、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
高效,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,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。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,
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,才可能驱动变化。

  同时,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,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。一个健康、强大的民间社
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。在1899—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,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
挥了巨大作用,他们组织救灾。但此刻,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,在某种
程度上,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,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。但即使再强大的政
权、再有为的官员,能做的事也是少数。

 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,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。我不是在要求
人们冷漠,而是相信,毫无节制的抒情,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,更容易稀释掉我们
的情感浓度,很多时候,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“崇高”与“同情心”,而不是受难者。每
个人的一生、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,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。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
起就已开始,他/她注定走向死亡。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,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。
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,或是孟子所说的“千万人,吾往矣”的勇气,是因为他们在
不可逆转的环境中,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,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,提供了人
生活的意义。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,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,这种深沉使得
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,并可能上升到良知。

  我们的国家,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。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
,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,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、自私、冷漠所包围,我们仍面
临的深刻的环境、腐败问题,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,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…
…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,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。但是
,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,如果被妥善处理,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,引发我们
所期待的社会变革。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、鲜血、眼泪与绝望,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
良知——很多时刻,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?

  但是,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。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。我无法期待它在
此刻改变,但至少,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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